学得越深越觉来之不易

时间:2019-09-16 18:43来源:未知作者:admin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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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77年,在农村生产队、水库工地和县城工作了3年多,却“喜欢看书和写点东西”的冯俊参加了高考,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,一脚迈入哲学的王国。

  硕士研究生阶段,冯俊的导师是哲学史专家陈修斋和杨祖陶。陈先生鼓励学生,要在专业上敢于同西方一流学者抗衡,“不是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、罗马和苏格拉底,在洋人面前讲《周易》、谈老庄;而是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,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”。

  博士研究生阶段,冯俊又先后成为庞景仁、王玖兴和苗力田三位名师的弟子。曾主持翻译10卷本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的苗先生告诫弟子,哲学是对智慧的无尽追求,很可能最终没有结果。但在追求的过程中,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,可以让人站在千百年智慧积叠的高峰上观景、瞭望。

  解放周末: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,您为何选择哲学这一看似“冷门”的专业?

  冯俊:当时的实际情况跟现在想象的并不一样。那个时候,文科学科没有这么丰富,法律、应用经济学之类的专业很少,文史哲反倒是“显学”。我从小就对理论有兴趣,觉得文学、历史都挺好,但哲学更引人思考、更讲求思辨,钻研下去更有“挖头”。

  我是1978年初进入大学校园的。伴随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大讨论,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竞相涌入,大学里掀起了“萨特热”“尼采热”等潮流。

  当然,追流行和做学问是两回事。哲学不好学,西方哲学更不好学。西方哲学的很多经典原著,如康德、黑格尔的书,常人看来像天书一样难懂。没有对哲学强烈的兴趣、没有一种意志和毅力,是很难读下去的。所以,选择西方哲学,就是选择了学术之路,选择了吃苦。

  比方说,苗力田先生就要求我们掌握三门“活语言”、两门“死语言”。两门死语言是希腊语、拉丁语,三门活语言是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。他说,把这五门语言学好了,把哲学家的原著读好了,才可以写文章。苗先生的这个要求要达到很难。严格来说,我们这代人有“先天不足”,小时候就没怎么学外语。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学外语的,还算有点语言天赋,但离苗先生的标准差得很远。

  冯俊:在武汉大学,陈修斋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时说,学哲学就要有一辈子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,要把做好学问视为天职。这些理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后来尽管做了很多行政工作,但学问没有丢,也不敢丢。

  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,我的第一位导师是庞景仁先生,笛卡尔《第一哲学沉思集》、康德《未来形而上学导论》都是他翻译的。他1942年拿到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欧洲任教,1946年回国当教授,是新中国第一批能够招收博士的导师。庞先生的语言能力特别强,精通英语、德语、法语,还懂梵文、日文。他对学生非常严格,为的是督促我们打好基础。要我们看的书,他都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借,而且会先看一遍。

  庞景仁先生去世后,王玖兴先生和苗力田先生负责指导我的博士论文。王先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,苗先生当时是教研室主任。在苗先生身边工作的那些年,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热爱哲学、重视教育、珍爱学生的人。他认为,哲学是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的大智慧。哲学史研究必须以材料为根本,要让材料自己说话。苗先生还有个近乎苛刻的观念:治思想史者,50岁之前只是打基础。在这个阶段,要“多读、多想、少写”,要耐得住寂寞,下笔要慎重。

  一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。希腊文philosophia、英文philosophy一词,我们翻译为“哲学”,本意就是“爱智慧、追求智慧”的意思。用现在的话来讲,就是热爱真理、追求真理。爱智慧就要为了知而求知,不要有功利目的,不要太讲个人得失,不被其他利益所左右。从古至今,这个精神是不变的,是优秀哲学家的共同品格。

  二要实事求是。尤其是要原原本本地读原著、悟原理,这是基本功。我后来跟我的博士生说,写论文要搞清楚三个层次:第一个是研究的对象——或者是某个哲学家,或者是某一本著作——本身是怎么说的,要搞得很熟、很透。第二个是别人读了这个哲学家的这些书之后有什么看法。哲学家的思想面世之后,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、后世不同流派的哲学家、研究者,对他的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,也要梳理清楚。第三个才是你怎么看这个哲学家的观点以及其他人的观点,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新观点。

  在18、19世纪,哲学是世界观、方法论,对国家乃至世界都发挥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引领、指导作用。到二战后,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,哲学的学科、流派也在不断分化。尤其是经历了反形而上潮流之后,人们不太喜欢讲宏大叙事,而开始把哲学具体化、技术化、应用化,往零散、碎片的角度去发展。由此,哲学变成了一种语言分析、概念分析,变成对传统哲学观念的解构,变成知识分子的个人体验乃至对社会现象的简单批判。

  不过,到了近代欧洲,比如笛卡儿和培根,他们就讲哲学是有用的。笛卡尔把哲学描绘成“人类知识之树”:第一哲学,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部分,是树根;物理学,也就是现在关于自然界各种基本规律的学问,是树干;各门具体科学是树枝。果实结在树枝上,最后我们都要到树枝上去收获智慧之果。我也赞同哲学是有用的,是要采摘果实的。

  西方的大学经历过了好几个阶段:工业革命之后,像德国的洪堡大学,除了教书育人之外,还特别强调科学研究,注重教学、科研的统一;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,像美国的很多州立大学,还要求学校得有社会服务,要为周围居民上学提供方便,还要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。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,有100多年的历史。改革开放以来,很多大学撤销合并,重新变成综合性的教育机构,在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等领域都有很大进步,许多大学正朝着“双一流”的目标迈进。

  还有一个量化考核的问题。每一篇文章都要看被国际同行引的次数有多少、国际影响因子是多少。引进人才的时候也是“量化”的——从哪个大学毕业、在国外权威杂志发了几篇文章,就给你多少年薪;学校名气差一点,刊登文章的杂志层次低一点,年薪就少一些。事实上,在人文社科领域,特别是研究中国社会、中国经济问题,你的文章不具有现实意义、理论突破和正面影响,所谓的“影响因子”再高又有什么意义?

  我做事有两个特点:一个是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,另一个是干一行就要学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。要么就不干,要干就把它干好。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风格和特点。我觉得搞哲学的人去搞干部教育,还是有一些理论优势的。在大学期间,马列原著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恰恰啃得很深、很细。这对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。

  (作者:冯俊,1958年出生,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、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、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(副部长级)。出版《开启理性之门--笛卡尔哲学研究》《法国近代哲学史》《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》等十余部专著、文集,主编《西方哲学史》,主持翻译《劳特利奇哲学史》《法国哲学史》《牛津西方哲学简史》等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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